韩国放弃了被称为“检测、追踪、治疗”的疫情应对策略。这一改变的前提是：奥密克戎使得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变成了一种更像流感的疾病。卫生官员称，奥密克戎的出现要求改变之前应对疫情的策略，转而采取“适应病毒特征的变化”的新策略。

到目前为之，随着奥密克戎的韩国之旅，这种关于“更温和病毒”的吹捧式承诺正在日益破产。当前的疫情形势发生了严峻的转变，新的变种导致的死亡和住院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

“奥密克戎将让我们自由”

1月24日，在每周分析病例的变异比例超过50%两天后，奥密克戎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根据该计划，韩国取消了控制疫情和管理患者的大部分措施。

接触者的追踪工作宣告结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隔离期被缩短至首次检测为阳性之后7天。最终，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要求也被取消。核酸检测等资源的获取受到限制，主要是60岁以上的人群才能获得。

奥密克戎时代早期的这一政策转变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更温和病毒导致的感染激增，能够帮助韩国抵达流行的阶段。

韩国保健福祉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发言人孙映莱（Son Young-rae）在1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与德尔塔不同。”

“随着感染数量继续增长，基于住院率和死亡率数据，疫情爆发看起来在我们医疗体系的承载范围内。一旦我们越过奥密克戎感染浪潮的顶峰，我们就能更加接近正常生活。”（3月23日）

他说：“虽然病例可能会暂时增加，但我相信我们的应对系统能够将整体损失降至最低。”他敦促人们“相信公共卫生主管部门提供的科学，不要对感染数量感到恐慌。”

他说，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只有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德尔塔变种的五分之一，被认为危害更小。后来这一数据被修正为三分之一。

在60岁以下人群中，奥密克戎的致死率“接近于零”。他说，总之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已被证明与季节性流感类似，尽管对未接种疫苗群体和老年群体来说，这又是另一回事。

他说，奥密克戎对一些人来说仍然危险，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温和的，像流感一样，因此有必要“精准地保护高危人群”。

这一计划实施两个月后，韩国的新增感染率和致死率达到了全世界最高水平。3月23日，孙映莱告诉记者这是“不可避免的”，“它迟早要发生”。他说，不过这种激增一旦过去，韩国就有可能朝着正常生活的目标迈进。

1月20日，韩国总理新冠病毒事务顾问郑在宪（Jung Jae-hun）医生在Facebook上发文称，奥密克戎感染浪潮“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新冠疫情的最后一次激增，在此期间，我们的社会对疫情的反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2月4日，他说：“在我们确认这波感染浪潮的峰值已经过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寻求走出疫情的策略。”

“我们已经接近这两年多旅途的最后一章。”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度过这场接近最后一次的危机。”

《大巴灵顿宣言》式的奥密克戎流行

韩国保健福祉部发言人3月2日称，实行奥密克戎计划的理由是，德尔塔时期严格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不再可行，且不再具有成本效益”。而且由于奥密克戎更温和，这样做对人们的威胁很小。

类似地，韩国疾病管理厅（Korea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gency）厅长郑银敬（Jeong Eun-kyeong）也在3月21日表示：“由于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社区中已经有大量接触，仅靠保持社交距离来控制疫情，效果十分有限。”

但首尔国立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公共卫生教授吴周焕（Oh Ju-hwan）表示，对社交距离的关注掩盖了卫生官员的失职，他们不应只是要求人们呆在家里，重复疫情早期的严格隔离。

他说，卫生官员把保持社交距离作为疫情控制措施的“总称”，向人们兜售不再需要牺牲自由来控制病毒的观点。“那种认为保持社交距离是唯一方法的说法是误导性的，它被用作当局少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的借口。”

他说，随着奥密克戎的扩散，首先放弃的就是造成最大行政负担的措施，比如韩国引以为傲的广泛的接触者追踪和检测。卫生官员迅速取消了全民免费检测政策和接触者追踪，但仍对公众保留了社交距离限制，尽管有所放松。对个人聚会规模的限制和商店的夜间宵禁仍然有效，但预计很快就会取消。

谷歌的流动趋势显示，自1月末奥密克戎成为主要病毒后，人员流动呈下降趋势。与2021年秋季德尔塔变种肆虐全国时相比，零售和娱乐设施的人流量大幅下降。

“当病例激增，医院人满为患时，人们会主动保持谨慎。” 吴教授说，“流动趋势数据表明，我们现在看到的激增实际上并不像一些官员和专家所说的那样，是由于缺乏社交距离。”

他说，尽管卫生官员喜欢强调保持社交距离的痛苦，以及这种痛苦是如何不再可持续的，但他们对于检测和追踪病例以及掌握疫情真实规模显然缺乏努力。

他说，积极追踪对“监测病毒变异也至关重要。因为让病毒在社区中横行，会给它更多进化的机会”。

吴教授说：“儿童自然感染、成人混合感染、只保护脆弱群体的奥密克戎应对策略，与疫情第一年的《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2]相似。该宣言主张重点保护高危人群，同时让那些不被视为高危人群的人过上接近正常的生活。

吴教授说，与该宣言起草时不同，现在有了疫苗和治疗方法；但是仍然没有证据表明，通过奥密克戎感染获得的自然免疫力能够为下一次变种暴发提供可靠的保护。

“如果自然免疫力确实优越，那么感染轻微疾病将被认为是一件好事。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说，“目前，疫苗接种和自然感染相结合的‘超级免疫’充其量只是一个假设。”

事实上，指向相反方向的数据正在出现。3月17日发表在《细胞》（Cell）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称，奥密克戎突破感染的“免疫原性低于德尔塔，因此对再次感染或未来变种感染的保护能力较弱”。3月23日发布的一项预印本研究称，新冠病毒的再次感染“经常发生，并且可能达到很大的人口规模。”该报告称，再次感染的绝对负担“对卫生系统来说可能会变得巨大”。

吴教授说：“韩国正在以创纪录的死亡和住院为代价来推进奥密克戎计划。这一计划的假设是，到疫情结束时，社区将建立起保护性免疫，使我们能够恢复正常。”

“但是如果我们错了——很可能我们就是错了——那么，这么多人就会白白死去，甚至都不是附带伤害。”

韩国在奥密克戎感染浪潮中的死亡数量比以往都多

奥密克戎对死亡趋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奥密克戎的主导下，韩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从1月28日的6712人增加到3月22日的13432人，历时54天增加了一倍。

3月23日，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达到469人的单日最高水平，按七天滚动平均值计算，每天每100万人中约有6人死亡，高于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在各自奥密克戎感染高峰时的死亡人数。英国的奥密克戎感染浪潮的高峰在1月18日，当日每100万人中有4人死亡；澳大利亚的奥密克戎感染浪潮的高峰在1月29日，当日每100万人中有3人死亡。韩国的死亡人数如此之高，而奥密克戎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还未到来。

韩国疾病管理厅前官员李钟求（Lee Jong-koo）医生说，虽然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令人震惊，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实际死亡人数只会越来越多。

李钟求曾在2009年H1N1流感疫情期间担任国家卫生保健机构负责人。他说，韩国“本质上是在追求一种自然免疫的战略”，而这种战略“没有任何科学和证据的依据”。他说：“没有人明确承认这一点，但这似乎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而这正在产生适得其反的可怕后果。”

在过去一周内，韩国每天都有350多人死亡。3月登记的死亡人数为8172，约占疫情开始以来累计死亡人数16320的一半。[3]

李钟求说：“从来没有哪一天因为传染病死过这么多人。”

他说，随着奥密克戎感染浪潮压垮医院，那些正常情况下本可以活下来的人，将会因为没能或迟迟没能获得护理而死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超额’死亡”。

韩国统计局（Statistics Korea）在3月14日的报告中说，去年9月以来，每月死亡率“持续超过”之前三年同期记录的死亡率。

超额死亡人数的增加在老年人中间尤其明显。在去年12月重新开放后的病床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与2018至2020年同期的三年平均死亡人数相比，65至84岁人群的超额死亡率上升了18%，84岁以上人群的超额死亡率上升了21%。

韩国疾病管理厅（原韩国疾控中心）报道称，奥密克戎导致死亡的95%发生在60岁以上人群。

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传染病学教授金宇珠（Kim Woo-joo）表示，奥密克戎造成的老年人死亡，可能会导致韩国的平均年龄在今年夏季下降。“这就像经历了一场谋杀老人的噩梦。”他说。

金教授说，尽管奥密克戎病毒的致病性有所下降，但它能够同时传播并让很多人患病的能力抵消了这种下降。

“奥密克戎的毒性相比德尔塔有所下降，政策制定时却没有考虑到奥密克戎带来破坏的绝对值。”他说，“但是要明白一点。即便奥密克戎的死亡率低至十分之一，但如果感染的人数增加了十倍，那么最终造成的损害将抵消其低致病性带来的任何好处。”

根据韩国统计局的数据，在过去十年中，冬季流感最严重的时候，每年约有720人死亡。金教授曾在1991年至2001年期间负责领导国家流感中心（national influenza centers），他说，每年死于冬季流感的数字可能接近于2000至3000人。然而，仅在3月8日至21日的两周内，就有3661人死于奥密克戎。

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全国各地的火葬场和殡仪馆都在竭力跟上这种速度。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的数据，在3月的前两周，每天有1100具遗体火化，比2018年至2020年的同期平均数字（719）高391。由于等待火化的死者人数空前增加，保健福祉部于3月16日下令让公营火葬场延长营业时间。

高丽大学的金教授说：“每天有300到400人死亡，而停尸房没有地方存放遗体。在我看来，没有理由为这种状况辩护。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这种病毒的最后一次。”

首尔附近的新冠病毒国家定点医院嘉泉大学医疗中心（Gacho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首席传染病专家严仲植（Eom Joong-sik）表示，医院最近订购了更多的停尸间冰柜。他说：“奥密克戎是迄今为止我们在疫情中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在与流感的比较中，我们忘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致病率、死亡率是缩小后的结果，因为我们采取了全民接种疫苗、保持距离等措施。我们对流感是不采取这些措施的。”

就像海滩上的波浪

国际疫苗研究所（International Vaccine Institute）总干事杰罗姆·金（Jerome Kim）发出了警告，反对认为奥密克戎感染浪潮是最后一关的想法。

他说：“卫生官员应该意识到很难扭转局面。他们不应该提高期望。”

“我们必须从运动而非静止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像对待流感那样，每年一次。它更像是海滩上的波浪，一波接着一波。下一波会更具传染性，更严重吗？可能。或者同样严重？也可能。它不同于流感。”

他说，从早些时候受到奥密克戎病毒袭击的国家来看，有证据表明“在两个月内再次感染是可能的，或者并不罕见”，这也不同于流感。

“奥密克戎及其变种BA.2、重组体以及更多变体，能够感染之前感染过的人，并将足够多的人送进医院，填满1100个重症监护病房（ICU），这也不同于流感。奥密克戎感染浪潮之后，病毒仍在欧洲流行，这也不像流感。一个新兴的亚变种正在取代原来的奥密克戎，这也不像流感。”

他说，即便在奥密克戎浪潮退去之后，韩国仍然有足够多的易感人群，可能会在几个月内受到另一波浪潮的伤害，这是因为免疫力迅速下降，而且病毒很容易再次感染。

他说：“如果25%的韩国人最终被感染，仍然会有75%的人可能被新出现的或三四个月后新传入的与奥密克戎类似的新变种或亚变种感染。”

“虽然自然感染和接种疫苗可能会防止死亡之类的最坏结果，但却可能无法阻止相当数量的感染，重症监护病房可能再次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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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1日，数万名护士、助产士、医生、救护车司机和其他医疗工作者在华沙街头游行，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拯救濒临崩溃的医疗系统。这次抗议是由全国医疗工作者罢工和动员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Strike and Mobilization of Health Workers）组织的，它汲取了今年早些时候劳工行动的经验和力量，尤其是今年6月护士和助产士的罢工运动。

新冠疫情期间，波兰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约有500名医护人员死于新冠病毒。据抗议工人说，波兰的医疗系统十分薄弱，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严重缺乏，这直接导致了大量的人员死亡。目前，波兰护士与病人的比例为5.1:1000，而欧盟的平均水平为8.2:1000。此外，医护人员的平均年龄正在增加。全波兰护士和助产士工会（All-Poland Trade Union of Nurses and Midwives，OZZPiP）警告说，护士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53岁，而助产士平均只比护士年轻2岁。

更多的医疗工作者将退休或移民

根据全波兰护士和助产士工会的说法，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雇用和留住医护人员，未来几年，预计将有10000名护士退休，这将对医疗系统造成严重的打击。波兰每年约有5000 名护士毕业，但大多数人会选择工作条件较好的私营企业，或移民到其他欧盟国家。由于疫情大爆发，医护人员的工作条件进一步恶化，移民准备工作在过去几个月达到了历史新高。负责向医生颁发专业证书的最高医学委员会（Supreme Medical Council）警告称，在新冠疫情大爆发期间，他们收到了大量的申请。

在给政府的一封公开信中，全国卫生工作者罢工和动员委员会强调，目前的医疗系统状况不仅对医疗工作者，而且对病人都是危险的。事实上，由于人员不足的问题，许多医护人员每个月工作300至400小时，这使他们精疲力竭。一名罢工组织者在抗议期间的一次演讲中问道：“他们劳累过度，没有机会恢复精力，怎么能指望他们为病人提供充足的护理？”

卫生部长：工会的要求“过于戏剧性”

全国医疗工作者罢工和动员委员会公布了改善现状的八项要求，其中包括雇用更多的工作人员，保证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工资，以及将卫生预算从 GDP 的 6 %提高到 8 %。目前，波兰与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一样，是卫生预算最少的欧盟成员国。有限的资源使公共卫生机构难以维持运作，并阻碍了许多人获得医疗服务，他们在获得医疗服务之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尽管工会一再警告说，目前的形势不堪一击，但波兰右翼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缓解这些问题。最近，卫生部长甚至声称工会的要求“过于戏剧性”，并在 9 月 11 日抗议的前几天阻止了工人代表与总理计划举行的对话。

他的行为只会激发卫生工作者争取更加重大的变革的决心，在议会和卫生部门前游行后，他们在总理办公室前搭建了一个帐篷营地。自抗议之日起，工人们每天在营地举行会议和公开活动，邀请路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支持他们的斗争，并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 来源：《人民快讯》[印度]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9/23/polish-health-workers-mobilize-to-save-a-dying-health-system/

• 翻译：蒙混过关

校对：郭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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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4日）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由于各国的政府应对措施、公共基础设施状况以及经济和能力不同，疫情对各国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是最先能够控制感染病例和死亡数量的国家，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新冠疫情数据报告指出，如今德国确诊病例数位居全球第十，死亡病例数位居全球第九。

为了解新冠危机对德国的冲击和极右翼势力兴起的相关情况，《人民快讯》（Peoples Dispatch。以下简称PD）的记者穆罕默德·夏贝尔（Muhammed Shabeer）采访了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Youth，SDAJ。译注：[1]德国的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国际委员会的卢卡·谢菲（Luca Schäfer。以下简称LS）。

PD：当前仍在肆虐的新冠疫情对德国，尤其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是怎样的？你们如何评价政府对此次危机的回应以及正在进行的疫苗接种行动？

LS：首先，必须指出，新冠病毒引起的全球大流行恰逢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危机的信号在全球范围内早就初现端倪，尤其是在2019年最后一季度的德国。最初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时候，它对经济和统治阶级的应对措施起到了催化的作用。鉴于经济处于停滞的状态，德国资本的代表与“社会伙伴关系适应性工会”（social-partnership-attunedtrade union）[2]的领导人一道，立即呼吁政府给予垄断企业和银行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而这些钱，来自于德国工人阶级缴纳的税款。本次疫情的影响之一，是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当数十亿欧元被用于“拯救”大企业（德国政府对汉莎航空的援助计划[3]）时，德国国内的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以及大部分德国工业无产者却因紧缩和削减而遭受打击。短时工作津贴[4]制度、裁员，以及地区性的封锁（这影响了地方的餐饮业和闲时小生意）使数百万被剥夺的人民陷入贫困——目前还不能充分评估疫情和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

（译注：[2]一种调节劳资关系的工会组织，工会内部有德国政府、工人、资本三方的代表。）

[3]2020年5月德国汉莎航空宣布，已获得政府批准，从一个政府支持的基金，取得90亿欧元（760.44亿港元）的一篮子“稳定方案”援助金，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业务带来的冲击。[财华社]

[4]短时工作津贴，即政府由于企业缩短工时而为工人提供的补助。然而，即使有短时工作补贴，在2020年4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个德国家庭的平均损失仍达到年收入的25%，为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两倍。在文化领域和酒店业领域，平均收入损失更是高达30%。[央视]）

德国经济支配者的政治官员们对新冠大流行作出反应的特点，是完成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保护少部分垄断资产阶级。同时，教育和卫生系统却严重缺乏资金，学生在寒冷的房间中打颤，工人阶级因为私人休闲行业的严格封锁而备受打击，但大型的生产和雇佣劳动却仍在正常进行。值得注意的是，与欧洲内外的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疫苗接种计划开始得很晚且进行得很慢，德国政府为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iotech）和辉瑞公司（Pfizer）两家私人企业提供了3000亿欧元的补助用于疫苗的研发，并在竞争中购买了数百万支疫苗。然而，正常的疫苗供应却依旧不能保障。德国政府和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严峻的形势下失败了，现有确诊病例超过2万，数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这就是一意孤行执行保护资本主义剥削秩序的政策的恶果。

PD：疫情对德国的年轻人和学生群体有什么影响？是什么促使你们在德国几个城市组织学生运动？

LS：疫情的冲击和德国政府漫无目的且随意的防疫政策，使学生的核心利益受损——大学关闭，学业只能通过远程教学艰难进行，私人生活的活动空间被降低到最低限度。

学校只是在疫情之初（2020年4月至6月）关闭了一段时间，随后因为感染人数的增加，直到大约12月15日的圣诞节假期（译注：[5]圣诞节假期一般在两周左右。）之前，政府才再次关闭学校——原因很明显：家长们更倾向于外出工作赚钱，而无法在家中与子女一起解决学习问题。更糟糕的是，学校电子设备的不足和部分家庭的低收入状况，使得有偿的远程教育难以继续——而执行这项任务的压力和额外的工作量全转移到了教师的头上。体育、文化、夜生活以及临时工作机会全部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数百万年轻人既无法通过副业赚取额外收入，也无法充实地度过休息时间。

许多年轻人现在找不到实习工作。而那些有培训场所的学生，尽管面临着职业学校关闭的状况，却不得不继续面对培训内容的困难，对前路感到迷茫，而且缺少资金。另一方面，平时需要通过兼职来赚取生活费的学生群体也面临着生活费用不足的窘境，而国家在此方面的补助实在是太低了。

在慕尼黑、卡塞尔、柏林、法兰克福和其他城市的学生示威中，我们主要关心的事情，是表明年轻人不会轻易接受这些以损害年轻人利益为代价的危机应对措施。尤其是在德国右翼势力简单地要求废除所有防疫措施，并组织规模最大的反对政府行为的抗议活动之时，对政府不合理的政策表达出另一种进步的回应就更显得重要。

PD：为什么一系列反封锁抗议、“卫生示威”[6]和阴谋论在整个德国蔓延？这些抗议者是谁，他们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6]译注：右翼势力参与的一系列反对政府实行居家隔离和要求废止政府防疫措施的抗议集会）

LS：“卫生示威”的社会基础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他们受到了疫情和主要针对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的限制所造成的社会衰退的威胁。但也有许多人只是对私人生活所受的持续限制感到不满。其标志是“横向思维”（Querdenken）运动，该运动由德国南部的小商人迈克尔·鲍尔韦格（Michael Ballweg）发起。“横向思维”组织了游行示威，并迅速蔓延到德国其他主要城市。它反对的是政客们为遏制病毒的必要传播而采取的“独裁”措施。运动的动机与参与者一样是多种多样的，其特点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保守的右翼分子和那些疫情带来的经济颓势所影响的人混杂在一起。但是，示威活动总是吸引法西斯势力，他们把示威群众作为煽动和集会的理想环境，有的甚至完全挟持了游行队伍。我们从一开始就强烈批评了这些示威活动，没有参加任何此类示威活动——尽管我们对政治和国家提出了各种合理的批评——作为以科学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严格反对把新冠疫情爆发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简单化，与法西斯势力联合示威是不可能的。

然而，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参加这些集会的人的世界观都是右翼的。我们分析认为，此类示威活动是一个受统治集团欢迎的宣泄口，被用于抵消左翼对这些措施的适当批评。这些运动认为这些措施是一种“阴谋论”，并将其引导到符合现行制度的渠道上去。这样看来，联邦政府面对疯狂的“横向思维”阴谋论所采取的行动，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就变得合理得多。因此，右翼的群众动员也为德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借口，使它能够将自己前后矛盾的措施归咎于这些抗议。尽管拥有口头上的激进主义和法西斯骨干的参与，但反封锁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造不成什么威胁。因此，我们认为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左翼的反击运动，明确地孤立法西斯分子，唤醒危机中的受害者，将他们团结到阶级斗争中去。到2020年底，关于新冠病毒的示威活动已经明显地平息了下来——随着对病毒的胜利，它们将完全消失。

PD：你们怎么看待德国日益增长的极右翼、种族主义、反伊斯兰的暴力和仇恨犯罪？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和反法西斯行动（Antifas）针对极右翼攻击有什么对策？

LS：首先，右翼的暴力行为和法西斯恐怖主义一直都存在于西德国家，甚至能追溯到这个国家（译注：[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初。去纳粹化或者说拒绝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民主转向，从来就没有在联邦德国发生过——这是为了同苏联社会主义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制度性竞争。为了对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民主组织实行恐怖，西德统治阶级容许并保留了法西斯余孽，把他们当作达成这一目的和进行分裂的工具。198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爆炸案（Oktorberfest）[8]、索林根纵火案（Solingen）[9]，以及90年代初的罗斯托克利希滕哈根（Rostock-Lichtenhagen）[10]爆发的类似大屠杀的暴力事件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证。目前的规模丝毫也没有削弱——哈瑙、哈勒的袭击或切姆尼茨的骚乱都是全面右转的表现。在过去的几年里，研究人员和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已经在警察、行政部门和军队中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法西斯结构网络——但用于打击法西斯的要德国秘密机关本身也通过资金和指示来参与法西斯活动。

（译注：[8]由新纳粹分子实施，造成243人伤亡。

[9]1993年5月29日，极右翼势力和种族主义者针对土耳其人的房子进行纵火，造成2名妇女和3名女孩死亡，14人受伤。

[10]1992年8月针对外国人的极右翼和新纳粹主导的暴力事件。）

然而，对我们来说，法西斯恐怖网络和右翼的群众动员明显不是我们目前经历的向右转变的主要方面。所谓“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政党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取消公民权利（例如，通过监视法和扩大警察和秘密机关的权力）和破坏议会的共同决定。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在反法西斯工作中遵守两项核心原则：一方面，应当明确，我们力图防止任何法西斯示威或暴力的爆发；然而另一方面，仅仅阻止右翼示威或抗议法西斯运动是不够的。要削弱法西斯分子的基础，我们需要建设强大的工人运动，保卫我们自己的权利免受侵害——无论起源、宗教或性取向如何。那些与移民工友一起为反对裁员或争取改善工作环境而罢工的人，有更大希望认识到我们社会中的致命分裂在哪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而不是德国人和移民之间，或者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

PD：在今天的德国青年中，左翼的影响力有多大？青年对极右翼的支持是否有所增加？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LS：在德国土地上第一次、划时代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statist socialism。译注：[11]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失败30年后，政治上的左翼一直遭受打击。如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30年来对社会主义成就的诋毁、胡萝卜加大棒的宣传和谎言，深深渗透到整个阶级的意识中。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有时成功地扼杀了阶级意识的萌芽。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特别是共产主义力量在青年中的影响有时是有限的。虽然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巩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并通过有针对性地解决同志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来扩大组织的规模——但我们还没有能力和规模去进行独立且广泛的斗争。

然而，我们认为，德国青年没有围绕我们的政治对手组织起来的倾向。相反，许多年轻人自发地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发的反资本主义思想在德国青年中也很常见，因为他们在道德上拒绝竞争逻辑，并看透了资本主义如何破坏我们的环境。包括另类选择党（AfD）在内的法西斯团体也接触到了年轻人，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成为吸引那些政治倾向不明确的年轻人的磁石。

PD：请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最近在争取气候正义[12]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采取了怎样的最新行动？

（译注：[12]气候正义将人权和发展联系起来，以实现以人为本的方针，保障最弱势人群的权利，公平公正地分担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带来的负担和利益。）

LS：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认为反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科学证明的事实是，地球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就像每个阶级社会中最顶尖的百分之一，是碳排放的主要制造者，跨国集团和垄断企业不顾自然和环境地进行生产，肆无忌惮地利用自然条件谋取利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资产阶级为追求利润，破坏了人类生活的基础。为了反对这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行为，从瑞典开始，数十万学生在每周五举行罢课活动。

一直以来，我们的地方组织都在支持“为了未来的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FFF。译注：[13]也称“气候大罢课”，是青年学生争取环保政策的运动）。从内容上讲，我们总是着眼于反资本主义的影响方向。在这样做的时候，把“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这样的大运动和工人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学生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罢课，但他们缺乏推进他们诉求的力量。只有劳动人民才有这种力量。因此，我们正在工会中努力，以确保与“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进行协调并相互支持，例如，将各种罢工活动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在“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运动内部努力确保它不会提出反劳动人民的要求（例如，在不以财产税作为补偿的情况下征收二氧化碳税）。尽管“为了未来的星期五”动员群众起来抗议的持续时间比我们最初预期的要长，但这场运动现在开始衰落，主要是因为这场运动缺少果断的行动。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向“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运动内已经政治化的年轻人提出政治建议，并与他们一起组织长期形式的抗争。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对“我们自己的”帝国主义上——正如卡尔·李卜克内西（译注：[14]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所言，德国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就是德帝国主义。德帝国主义在国内的任何削弱，都减少了它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进行剥削的可能性。我们要打击德帝国主义“安稳的国内环境”。例如，我们通过运动将军队和重整军备的成本与亟需的医疗和教育投资进行对比，要求裁军，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曝光德国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战争行为。在国际层面上，我们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译注：[15]主要由各国共青团和反帝青年组织组成的国际组织）内的反帝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建立了联系。在分析当前世界形势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德国的帝国主义，还要看到美国这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清楚地表明，就像与俄罗斯的冲突中一样，这场冲突中的主要好斗者来自北约，特别是美国和欧盟。我们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声援社会主义的古巴、查韦斯主义的委内瑞拉、伊朗人民和遭受以色列种族隔离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

PD：警察为什么对历年都举行过的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集会进行攻击？民众对警方反集会的粗暴行为有何反应？

LS：警方声称，阻止今年柏林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活动的原因是，一小群参与者携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团（Free German Youth，FDJ）的旗帜，穿着该组织的制服。尽管该组织的服装和旗帜没有被法律禁止，而且示威领袖和左翼党议员也认为没有违反法律，但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柏林，警方却进行了暴力执法的行动。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位坐轮椅者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的一位年轻同志。对我们来说，他们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利用新冠疫情下参与纪念活动人数较少，柏林警察对进步势力进行镇压并取得了成效。事实上，统治阶级为镇压这次示威活动做了充足的准备。

尽管警方进行了更多袭击和大规模拖延，他们还是没有得逞，示威活动仍得以重新组织和进行。对我们和德国的共产党来说，很明显，这次袭击不仅是针对“自由德国青年团”，而是针对整个示威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参与者的想法和所属组织各有不同，但团结一致地捍卫示威活动是完全正确的。非法使用警力必须承担法律后果。示威结束后，资产阶级媒体对警方的不法行为轻描淡写，并且公开为之辩护，《青年世界报》（Junge Welt）等日报的批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被审查和删除。与警方发生冲突的照片后来被用来公开诋毁示威活动：示威者尝试通过建立人墙来保护自己，媒体后来强调，这一人墙没有遵守卫生保护措施条例。我们从一开始就有遵守卫生条例的意识，但警察的暴力攻击使我们无法做到全程遵守条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传统上是强烈反共的，它隐瞒了这些事件的真相，将示威者妖魔化。然而，除了左翼团体之外，公众为保护自身权益而进行的反抗几乎是看不到的。即便如此，我们也要继续下去，好在有国际上的同志和全国的参与者与我们站在一起，镇压绝不能阻挡我们的脚步。

• 来源：《人民快讯》[印度]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3/04/the-pandemic-and-the-rise-of-the-right-in-germany/

• 翻译：Dasein Weber

校对：三角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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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项令人震惊的新报告，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刚刚宣布美国人民的预期寿命遭受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单一年份下滑。从2019到2020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惊人地下降了一年半。

美国黑人和拉丁裔的人均预期寿命令人震惊地下降了3年，高达平均下降量的2倍。现在黑人的预计寿命已低于72岁，创造了20年来的新低。这是美国黑人预期寿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下滑。而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低于78岁，也是20年以来的最低。拉丁裔的预期寿命目前刚刚跌破79岁，这也是美国社会人均预期寿命有史以来的最大下降。（译注：黑人降幅2.1岁，降至72.78岁；拉丁裔降幅3.05岁，降至78.77岁；白人降幅0.68岁，降至77.84岁。）

超过330万美国人民在去年死去，在美国历史上可谓史无前例。大约11%的死亡都可以归咎于新冠病毒。然而，新冠病毒却并不是这天文数字一般的死亡的唯一原因，药物滥用同样推动了死亡人数的增加。（译注：指具有成瘾性的药物，如阿片类止痛药。据美国旧金山地方数据，2020年因过量服用药物致死的人数，是新冠患者的2倍以上。）

在获取医疗资源和宜居、可担负起的住房等方面的不平等，普遍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患病风险，这也导致了黑人和拉丁裔的预期寿命与整体人口相比有所不同。尤其是对于那些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人来说，工作机会是另一个导致了这灾难性下跌的原因——大多数的黑人和拉丁裔都从事于“基础行业”。而大多数这些岗位都只有微薄的薪水，导致他们不得不在疫情流行最严重的时期继续工作。

每一个因素，从新冠病毒直接导致的死亡，到匮乏的住房和医疗资源，再到滥用药物造成的死亡，都可以归咎于美国政府没能采取恰当防疫措施和妥善应对疾病流行。但凡政府能在开始时没有失去对疫情的掌控，但凡他们能高效地把个人防疫用具分发给一线劳动者，但凡他们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样人们就能安全地隔离而不用为了养活他们的家人或供房而不得不继续工作，不计其数的人命就能得救。他们本可以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障并逐渐建立医疗基础设施，这样那些新冠感染者就能得到充分的照顾。美国政府的不作为延长了疫情，这一切导致在毒瘾中挣扎的人们在隔离的情况下用药，提高了过量用药致死的可能性。

与此相对地，美国政府每每含糊其辞，只是发放完全不足以供应月租的微薄“生存”支票，采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行动，而暂缓的驱逐令到期之后，大量人口又将面临无家可归的处境。正如他们一贯的作风，那些政府里所谓的“代表”把他们自己连同其他资本家“精英”的贪婪本性凌驾于工薪阶层的需求和生命之上。由2020年的大量人口死亡所造成的预期寿命下降的恶果完全应该由这些“代表”负责。而要超越现有制度中固有的对生命的漠视，做出改变和决定的权力就需要掌握在人民手中。

• 来源：《解放新闻》[美国]

https://www.liberationnews.org/covid-capitalism-death/

• 翻译：Peter

校对：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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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新冠疫情爆发前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医院病房，拍摄于2014年。

2021年6月9日，工党和医疗工会表示，保守党政府正在使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译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承担保障英国全民免费医疗保健的责任。）陷入失败，医院候诊名单上的人数首次超过500万人。

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在英格兰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512万人在等待治疗，这是自2007年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数字。由于持续多年的预算紧缩和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压力，医疗服务体系出现了重大问题。

数据还显示，4月已有385490人等待治疗的时间超过了一年，这大约是2020年同月份数量的35倍。

有迹象表明，对非冠状病毒相关护理的需求很高，数据证实，英国的全科医生（译注：指面向社区、家庭的医生，区别于医院的专科医生）在4月份完成了209452例紧急癌症转诊，是2020年4月的两倍多。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4月，相应数字为199217。

最初没有引起怀疑的乳腺癌症状的紧急转诊病例，从2020年4月的3866例上升到2021年4月的14259例。

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医药主任斯蒂芬·波伊斯（Stephen Powis）教授说，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已经“急速回弹”，但是工党要求政府出台一部紧急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计划。

影子内阁的卫生和社会保障大臣乔纳森·阿什沃思（Jonathan Ashworth）说：“现实是，多年来保守党的资金不足和削减使得我们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被削弱并暴露在疫情到来的状况中，同时病人们现在在痛苦和焦虑中等待的时间更长了。”

2021年早些时候，政府仅仅提出给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员工加薪1%，这还赶不上通胀。这之后，公共服务工会的健康主管萨拉·戈登（Sara Gorton）警告称，人事问题会对患者造成影响。

“（病人）多年来都在痛苦中等待复杂的诊断、治疗和手术，而这些只能通过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来完成。”

“这就是为什么支持和挽留现有职员如此重要，医疗职员中的很多人已经彻底筋疲力尽而且士气不振。”

 “要阻止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职员流失，并为之招募更多的人，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适当提高工资。”

GMB工会（译注：英国最大的传统工会之一，有众多的分支机构。标志性事件是Uber公司与GMB工会达成协议，GMB工会成为Uber在世界范围内首个承认的网约车司机工会。）的全国官员雷切尔·哈里森（Rachel Harrison）说道：“我们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崩溃了，在10年以来的资金供给不足（之后），我们的医疗服务根本没有准备好应对新冠肺炎。”

“然而目前仍然没有一个可信的计划来应对人事危机，或弥补10年以来的实际的资金削减。”

“这届政府正不停地让医疗职工和病患失望。”

• 来源：《晨星报》[英国]

https://morningstaronline.co.uk/article/b/hospital-waiting-lists-top-five-million-people-for-the-first-time

• 翻译：Jimmy Jazz

校对：三角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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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1日是国际全民健康覆盖日（译注：该节日应为12月12日）。南亚各国的社区医务工作者们（Community Health Workers, CHWs）正战斗在公共卫生系统中的第一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日，国际公共服务组织（Public Services International）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将她们聚到了一起。

为了争取社区医务工作者的公共医务工作者地位，并采取措施加强对她们的职业安全保障，她们还发起了一个名为“社区卫生工作不容忽视”的运动。

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社区医务工作者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她们的工作和奋斗经历，印度前联合国健康权问题特别调查员（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Health）阿南德•格罗弗（Anand Grover）和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代表也出席了发布会。

这些社区医务工作者几乎都是女性，她们在完全没有个人防护用品的情况下持续工作，并一直战斗在抗击新冠肺炎的第一线。然而，她们抱怨说，直到她们在工作中遭到了新冠病毒的感染，政府都没有提供任何支持。

在印度，社区医务工作者被称为“认可社会医务活动家”（Accredited Social Health Activists, ASHAs）。那格浦尔市政集团雇员工会（Nagpur Municipal Corporations Employees Union）的成员亚穆纳•特卡姆（Yamuna Tekam），是马哈拉特施拉邦第三大城市，同时也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那格浦尔的“认可社会医务活动家”，她说：“在封锁期间，每个人都被要求呆在家里时，我们受到了来自家人的巨大压力，他们希望我们不要外出。但政府要求我们要么工作，要么提出辞职。政府还威胁要招募其他人来取代我们。”

“我们只能不顾家人的劝阻，并做好准备投入工作。我们在完全没有个人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被送到了那格浦尔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萨特兰吉布拉（Satranjipura）地区。”

在筛查新冠肺炎的工作中，“认可社会医务活动家”对有症状者进行识别的工作至关重要。

然而，“认可社会医务活动家”们却被视为病毒携带者，并在工作中受到当地居民中顽固分子的骚扰，后者试图阻止她们进行相关调查。据报道，印度多个城市都发生了此类事件，包括肢体攻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地完成了筛查任务。”亚穆纳说。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她的几名同事感染了新冠病毒。有一次，她同事的两个孩子和丈夫也因为接触而被感染。她说，在隔离期间，她们完全没有收入，只能依靠好心人的帮助度日。最终，她同事丈夫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最终不治身亡。

“政府完全没有给我们任何援助。我们甚至没有得到承诺的每天200卢比（约2.7美元）的报酬。我们只得到了30卢比（40美分）的报酬，加起来每月约为1000卢比（13.6美元）。”她说。

她还强调，即使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认可社会医务活动家”们仍然继续履行职责。她坚持认为，政府应该承认她们是正式的医务工作者，就像正式的医生或护士一样。

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也承认“认可社会医务活动家”是“社区和公共卫生系统之间的桥梁”，是“贫困阶层，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需求的第一解决方案，因为上述人群很难获得医疗服务”。

然而，“认可社会医务活动家”仍被视为领取小额津贴的“活动家”，而不是享有劳动权利和最低工资的工人。

巴基斯坦的社区医务工作者在这场争取正式承认的斗争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在2008年的一场大规模运动之后，她们赢得了享有最低工资权利的工人身份。全信德省卫生工人和雇员工会（All Sindh Lady Health Workers and Employees Union）的中央主席哈利玛•祖卡南（Halima Zulqarnain）讲述了争取这一正式身份的斗争。

“我们举行了持续的抗议和示威，我们也遭到了警察用警棍、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的袭击。我们被逮捕并被控以恐怖主义罪名。在监狱里，许多怀孕的女医务工作者流产了。”她说。

然而，虽然她们现在名义上有权获得最低工资，但实际上要想获得这份工资则往往是很困难的。在疫情期间，她们被政府无情抛弃的经历与她们的印度同行是十分相似的。

在巴基斯坦，她们被称为“医务女工”（Lady Health Worker），她们的任务是挨家挨户监测母亲和孩子们的健康状况，宣传计划生育知识，并进行小儿麻痹症疫苗的接种。

“这就是‘医务女工’每天必须做的工作。“她说。尽管与各类人群接触带来了极高的感染风险，但"我们仍没有得到口罩、个人防护用品或消毒剂。也没有为我们提供有营养的食品或改善免疫系统的药物。”

“在我们的团队中，已经有超过22名同事感染了新冠病毒。”哈利玛补充道。“我们一直在新冠病毒的死亡威胁下工作，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她抱怨说，就连那些在工作中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的工人家属也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国际公共服务组织亚太地区的区域秘书凯特•拉宾（Kate Lappin）评论说：“巴基斯坦的情况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确实很有参考意义。她们（社区医务工作者）仍在提供小儿麻痹症疫苗，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不再提供这种疫苗。而运送疫苗的困难，特别是向偏远地区运送疫苗的工作，也在实际上威胁到了工人的生命。除非这些社区医务工作者得到正规医务工作者所应得的充足的支持和尊重，否则我们将无法根除目前的病毒。”

尼泊尔卫生志愿者协会（Nepal Health Volunteers Association）副主席吉塔•廷格（Gita Thingg）表示，在尼泊尔被称为“社区卫生志愿者”（Community Health Volunteers, CWUs）的人们的工作是全天候（24小时*7天）的。“有时，如果有任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甚至会在午夜被要求开始行动。”她说。

在尼泊尔，恶劣的天气状况使得这种她们的工作变得格外危险。“我们有很多不幸的案例，比如一个女性‘社区卫生志愿者’曾在洪水期间的晚上冒着浓雾从一个村庄前往另一个村庄，结果不幸被冲入河中。很多人问我们‘你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你们可是连工资都没有啊。’答案是，只有基本的食品和外出工作补贴。”吉塔说。

即使面对种种逆境，她也从未想过放弃这份崇高的工作。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她无法实现成为医生的梦想，于是她选择加入这些为社会服务的女性，她们对社会无私的服务和奉献激励着她。而她坚持认为，应该把致力于这项工作的人当作工人，而不是志愿者。

“我从未见过一个社区医务工作者不热爱这份工作。”阿南德•格罗弗（Anand Grover）说。他强调了这些社区医务工作者的重要性，并补充说：“我认为，社区医务工作者而不是医生大夫，才是所有医务工作者中最重要的。因为医疗系统是以基层医疗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基层医疗，社会就无法提供医疗服务。”因此，如果没有社区医务工作者，整个医疗系统便根本无法运作。

• 来源：《人民快讯》[印度]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0/12/14/south-asian-women-community-health-workers-demand-labor-rights-and-occupational-safety/

• 翻译：Flanker

校对：Mud Cs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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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尽管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健康和社会危机，2021-2023年的联邦预算仍要求从国家卫生部门拨款中削减2000亿卢布（折合美元26.4亿美元）。

2020年11月30日星期一，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Russian Federation）的青年组织俄罗斯列宁共青团（Leninist Komsomol）的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了联邦预算中要求大幅削减医疗保健资金的提议。为了抗议国家杜马上周通过的联邦预算削减提案，俄罗斯列宁共青团在全国各地的公立医院和卫生部门办公室前组织了纠察队。

11月26日，国家杜马三读（译注：三读是立法机关的一种立法程序。由于进行该程序时，法案或议案的草案之标题会被三度宣读，因而该程序被称为三读）通过了2021-2023年联邦预算法案，这一法案遭到了俄共代表的反对。联邦预算法案的首读于10月28日举行，二读于11月24日举行。目前拨给卫生部门的预算约为1.3万亿卢布。根据最新预算法案，到2023年，俄罗斯政府将把这一拨款削减到1.1万亿卢布，总共削减约2000亿卢布（折合美元26.4亿美元）。政府还要求削减国家项目“医疗保健发展”1940亿卢布预算，削减国家项目“医疗保健”100亿卢布预算。

11月29日，在西伯利亚的阿尔泰边疆区的巴尔瑙尔（Barnaul，阿尔泰边疆区的首府），左翼青年发起了反资本主义游行，该游行同时也反对削减卫生部门开支。数百名来自不同左翼团体（包括列宁青年团）的左翼青年参加了这场游行，抗议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政权在该国推行的反人民的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

俄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在周一（2020年11月30日）的声明中警告说，“所有这些针对卫生部门的预算削减都是在新冠病毒流行，国内医疗保健系统面临严重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即使最基本的药品也面临严重短缺，医院人满为患，急救系统无法应对与日俱增的负荷。结果，人们不仅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的并发症，而且死于在‘和平时期’不难治愈的疾病。”

“这样的灾难性局面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契机，去反思和修改近几十年来推行的破坏性社会政策。然而，当局继续推行破坏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优化’医疗和教育系统。因此，在未来几年，本已严峻的形势只会变得雪上加霜：缺乏合格的医疗人员和医疗机构有可能使我们的国家退回革命前的俄国。”声明补充说。

目前，俄罗斯是新冠确诊病例第四多的国家，截至2020年12月1日，共有2322056例确诊病例，有40464例死亡病例。

• 来源：《人民快讯》[印度]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0/12/03/communist-youth-in-russia-protest-budget-cuts-in-health-sector/

• 翻译：小胡

校对：栀